守培法师简介
释守培，俗家姓陈，出家后法名印光，字守培，别号敏道。他是江苏省泰县人，清光绪十年（一八八四年）甲申岁出生。守培父名陈学贵，母亲韩氏，在农村中耕作维生，生活十分艰苦。守培出生未久，父母相继去世，他依赖兄嫂生活。因家贫无力入塾读书，就帮兄牧牛割草。十岁那年，到邻村姑母家中吊丧，见僧侣做佛事，经声梵呗，心有爱好，僧侣中有三乘和尚者，对守培友善，守培因求三乘和尚带他出家。三乘征得其兄同意，带他到小庵中为之剃度，并送他入私塾读书，同时也在庵中读佛经、习唱诵。
守培法师事迹
发奋阅经
守培十三岁时，三乘和尚往焦山参学，他一人在庵中独守门户，前后数年。光绪二十九年，三乘和尚于参学中回庵，带守培到焦山，从普净和尚受具戒。圆戒后仍回泰县小庵中守门户。
光绪三十年（一九○四年），守培二十一岁，复往焦山，听通智法师讲《阿弥陀经疏钞》。听讲数日，不解经中义理，郁郁而归，深感不解佛法，愧为出家人，因在庵中发愤阅经。光绪末年，到镇江金山寺，从青权禅师参禅，历时三载。
弘传戒法
宣统三年（一九一一年），年二十八岁，到镇江超岸寺，协助圆觉老和尚弘传戒法，受到圆觉老和尚的赏识，为之传法受记，成为圆觉的法子。继之行脚参访，朝礼五台、峨眉诸山，参访耆宿。又行脚到长安，在卧龙寺挂单。是年中秋节前，武昌起义，西安风声亦紧，他偕同道侣二人，入终南山西河滩茅篷潜。
一九一二年（民国元年），他自终南山行脚到四川成都，朝礼宝光、文殊各大寺院，再登峨眉，直登山顶。然后由重庆乘轮顺江而下，返抵镇江，回到超岸寺，出任监院。
一九一三年（民国二年），他请普照法师到超岸寺讲《盂兰盆经》。
民国三年（一九一四年），请霞山法师讲《金刚经》。
民国四年（一九一五年），传戒，戒期后圆觉老和尚退居，他继任超岸寺住持。
主持普陀
此后数年，守师朝礼普陀山及宁波阿育王寺，礼佛舍利塔，听兴慈法师讲《弥陀疏钞》。此次再听《疏钞》，对经中要义，均能理解，了然于心，与十年前初听时迥然不同。
一九二一年（民国十年），他在超岸寺传戒，戒期圆满后退居，闭关自修。并于此时开始撰述《金刚经研究》，表诸法实相，正空宗名称。
佛学教育
一九二三年（民国十二年），守培法师应镇江定福寺之请，讲《金刚经》及如来应化事迹。这时，国内政局南北对峙，再革命风潮弥漫全国，而佛教则益发没落衰微。守师考虑如何振兴佛教，提高僧侣素质，培育弘法人才。
于是在一九二五年（民国十四年）间，在超岸寺创办玉山佛学社，招收青年学僧，延聘名师，讲授佛学及儒家四书、诸子之学。这是民国肇建之后，镇江最早创办的僧侣教育机构，造就了不少人才。
直到一九三七年（民国二十六年）日寇侵华，始因战争影响而停办。
讲经礼佛
一九三八年（民国十七年），守师应苏州西园戒幢寺之请，讲《维摩诘经》。
一九三○年（民国十九年），讲《大乘起信论妙心疏》。
一九三二年（民国二十一年）着《佛教本来面目》。
一九三三年（民国二十二年）着《唯识论新旧两译不同之意见》。
一九三四年（民国二十三年），在超岸寺再讲《金刚经》，作《唯识三十论释》。
一九三五年（民国二十四年），在镇江太平寺讲《阿弥陀经》，并作《瑜伽真宗义品略解》。
一九三七年（民国二十六年），参加宝华山“仁王护国般若讲经法会”。是年七月日寇侵华，我国对日宣战，冬十二月，镇江沦陷，超岸寺的佛学社停办，寺众星散。守培不忍放弃千年祖庭，独居寺中留守。
道誉之隆
翌年，他的剃度师三乘和尚在泰县示寂，他返回故里，为师治丧，守灵三年，以报三乘对他的培育之恩。
一九四一年（民国三十年），他守制期满，葬师灵骨，建塔完毕，又返回超岸寺。此后他往来于镇江、上海之间，常在上海玉佛寺、居士林及庄严寺等处宣讲经论，法筵极盛。当时，社会上把印光、兴慈、守培合称为三大师，可见其道誉之隆。
一九四三年（民国三十二年），是他六十寿诞之年，他的弟子震华法师，任上海玉佛寺住持，为他出了一分祝寿特刊，对他赞仰备至。在宣统末年，为争取设立僧学堂而大闹金山寺的仁山法师，曾为守培写〈祝寿诗〉五古一首∶
钦哉守培翁，僧中之大雄，金山力参学，超岸随弘宗。
开办佛学院，学者从如风，诸方闻教化，德重望亦隆。
著书而立说，理精辞且丰，发人所未发，决不苟雷同。
末世为指南，长夜作洪钟，我佩其卓识，人惮其辞锋。
愿师永住世，警聩而振聋，不由斯英俊，谁称象与龙？
今秋年六十，俚句祝我公，福寿绵绵永，等佛无有终。
著作研究
此后十馀年，他多在上海弘化。其间历经日寇投降、国府退迁台湾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，他讲经撰述如旧。一九五五年舍报往生，世寿七十有二，僧腊六十有三。他遗留的著作，有《大乘起信论妙心疏》、《楞严经妙心疏》、《唯识三十论释》、《唯识论新旧两译不同之意见》、《瑜伽真宗义品略解》、《不与万法为侣之禅宗论》。此外，还有一篇颇具争议性的论文∶〈新八识规矩颂〉。
原来守培幼年以家境贫困，父母早逝，出家前未曾读书。依三乘和尚出家后，和尚慈悲，送他入私塾读了几年书，学问并没扎实的根柢。他出家后习唱诵，住禅堂，未读过佛学院，亦未闭关阅藏或潜修，故文字般若的修养亦不够深厚。所以他初听《弥陀疏钞》，竟至不解义理。但由于他天赋绝高，加以刻苦力学，勤于自修，使他在佛法义理的解悟上有相当的成就。如对《金刚》、《维摩》、《楞严》、《起信》等大乘经论，他“无师自通”；而对法相、唯识之学，尤有深入的研究，更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──虽然这种见解，在当时也颇有争议。